文明起源是国际性的重大研究课题，几代考古人薪火相传，为之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20世纪50年代，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就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生产力的发展入手，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提出“农业革命”“新石器革命”“城市革命”等一系列理论，在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当前国际学术界对文明起源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很多研究古代社会的考古学家，包括一些著名学者，虽未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但在实际的研究当中，往往运用或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观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实践也证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关于这一点，我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工作中有很深的体会。
20年前，我接受科技部的委托，开始主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从制定工程技术路线开始，我们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并取得了一系列收获。
文明起源研究是人类历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课题。中华文明是四大原生文明之一，也是其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华文明究竟有多长的历史？中华五千年文明究竟是历史真实，还是只是传说或神话？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导致这一过程的背景、原因、内在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国历史研究至关重要的课题，也是涉及续写中华文明家谱的重要工作，对于每个中国人、每位炎黄子孙来说，都是十分关心的问题。由于这一课题牵扯的内容非常复杂，涉及的方面很多，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研究文明起源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运用社会有机体思想，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史前时期的社会变化
社会有机体思想最早源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圣西门。法国哲学家、社会学之父孔德以及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借鉴达尔文的理论，提出社会机体与生物机体一样，由营养系统、循环系统、调节系统等系统组织构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阶级或种族是社会的组织，城市和社区是社会的器官，各项组织各司其职、相互协调，使社会成为一个稳定的整体。社会有机体思想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用联系的观点分析问题的方法论，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占有重要地位。
马克思在“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社会有机体是囊括全部社会生活及其关系的总体范畴，即人类生活是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关系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所构成的整体。社会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血缘关系、伦理关系等。各种因素按照特定的方式组合起来，形成一种固定的关系，表现出一定的秩序，从而使社会成为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整体。
社会有机体的思想是我们全面理解社会的内部结构、发展变化机制和运行规律的前提，对于我们通过考古资料研究古代社会、开展文明起源形成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受国外学术界判断进入文明社会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观点的影响，相关研究往往把三种要素区分开来，分别追溯各个要素的起源当作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文明起源就是追溯最早的文字符号、最早生产的小件铜器工具或武器、最早的城堡出现在何时何地。这种做法人为地割裂了文明的各个组成部分，把本来属于一个文明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看成似乎互不相干的个体。
我们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整体观，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把各个方面都作为社会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坚持多角度、全方位地开展研究，即从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对文明起源形成发展进行考察，尤其注重各个方面之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
社会整体观的运用，还体现在研究视野的拓展，即运用全球史理念开展研究。就是把世界的人类文明看成一个整体，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都是这一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把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放在全球的范围中去考察。一是注意考察中华文明与境外其他文明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彼此对文化因素的吸收与借鉴。二是注意人类文明中不同古老文明的特点和发展道路的比较。通过不同文明之间异同的研究，探讨人类文明演进的不同道路，并探索内在规律。同理，研究我国某一区域的文明化进程，也要把它放在中国的范围，从全国的视野、从该区域的文明化进程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位置和作用去考察。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物质决定精神的基本原理，把对生产力的全面考察作为研究文明起源的重要内容，究明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物质基础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及其所必然决定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智慧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恩格斯还说过：“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进入21世纪之前，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除了对冶金术的产生进行追溯之外，极少对生产力发展状况进行详尽的考察。因此，对文明起源的物质基础以及与生产关系变化的关系缺乏基于系统研究得出的认识。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之初，我们就把对文明起源和形成阶段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设置了生业与技术的课题，分别对公元前3500年到1500年期间各个地区农业、家畜饲养和手工业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对农业的考察不仅仅是究明各地区的主要农作物的种类，而且对各种农作物和家畜所占比例及其发展变化进行研究；对手工业的考察不仅包括对冶铜、琢玉、制陶、髹漆等工艺技术的研究，还注意考察这些高技术含量手工业被王权控制的过程。通过上述研究，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有了较为全面的把握。研究表明，公元前4000年前后，长江和黄河流域等地的农业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包括高产农作物的引进、新的农具和耕作技术的出现等。正是由于长江和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为这些地区社会分工与分化奠定了物质基础。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变化作为文明探源研究的重点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有反作用。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基于这一原理，我们在探源工程中，把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研究作为重要内容，并注意研究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生产关系的变化，社会的分工和分化的出现，阶层分化到阶级的形成，权力的出现与强化到国家的产生，经济基础导致上层建筑的变化，以及区域文明信仰体系的形成等。研究结果表明，在距今6000年到5000多年期间，各地区出现了面积在数十万乃至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说明随着各地区农业的发展，人口规模显著增加，并出现了人口的集中，形成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都邑。这一时期，出现了制作精致的玉器和陶器，这些制品显然不是家家户户都可以生产的，说明手工业取得了显著进步，并且某些高技术含量手工业生产可能出现专业化（专业工匠家族世代传承）。这一时期，出现规模大、随葬品丰富的大型墓葬。墓葬中随葬的贵重物品不见于中小型墓葬，暗示这些珍贵物品可能已经成为标志持有者身份的“礼器”。而这些礼器的生产和使用已被权贵阶层掌控。这些“礼器”中，既有武器类，还有用于祭祀的用具。祭祀用品的出现，表明此时期原始宗教信仰得到发展，它们在大型墓葬中随葬，表明祭祀神灵的权力也被权贵掌控，而这又成为权贵阶层加强其对社会掌控的重要手段。这就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的原理。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社会底层民众的社会地位变化及他们与统治阶级的关系
以往研究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重点往往都在社会顶层，即王和官僚机构，忽视对社会一般民众的生产生活及其在文明演进中作用的研究。在探源工程中，我们提出“多层次”地研究社会的思路，既注重对社会顶层的研究，也注意社会中下层阶层的研究。具体而言，我们不仅仅研究都城和区域性中心，还注重对一般聚落的考察。如对良渚古城附近的良渚村落玉架山遗址的发掘，可知该村落由分成几个单元的建筑区和墓地构成，可以看出一个基层村落内也有社会地位的高低和保有财富的差别；在良渚古城附近的茅山遗址，由居住区、墓地、水田区等构成，可以了解当时社会基层民众的生产生活情景。我们还对多个都邑性遗址的手工业作坊及其周围居住址进行发掘与研究，考察手工工匠的生产生活情景。通过这些社会基层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使我们得以立体地了解当时社会的面貌，得以了解王权和国家的基层社会基础。
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文明起源到形成过程中社会的阶层分化
研究文明社会从哪里入手？不同学者根据对文明产生原因的不同理解而采用不同的研究路径。认为战争导致文明产生的，注重考察战争的出现和激化及其对王权产生的作用；主张贸易的发展导致文明出现的，注重考察不同地区之间贸易的发展状况；主张灌溉系统的建设导致文明产生的，注重考察灌溉系统的出现与发展及其对促进文明产生的作用；主张神权导致文明产生的，注重考察信仰和祭祀的发展状况。
探源工程秉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从社会出现贫富贵贱的分化入手，作为文明起源开始的标志。从不同阶层地位的变化来考察文明演进的过程。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化愈演愈烈，权贵阶层掌握的财富越来越多，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大，而社会基层的民众则无论从财富还是权利的角度都是每况愈下，沦落到被统治、被奴役的境地。因为他们可能还是权贵阶层乃至是王的“族人”，所以一些学者否认当时已经出现了阶级、进入了阶级社会，但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就可以透过亲族关系的表象，看到存在的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实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确实是我们分析社会的钥匙，可以拨开迷雾，清晰地认识文明社会的状况。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开展中华文明探源研究
在探源工程中，我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不断发展变化的观点，把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作为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我们称之为“文明化进程”）进行动态考察，从总体上和长时段进行考察和把握，注意将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研究相结合，既注重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又注重考察阶段性变化。
在文明化进程的研究中，我们运用量变质变规律，考察文明起源阶段文明因素量的积累，到文明社会质的变化。把距今8000年左右各地的史前社会开始出现贫富贵贱分化的端倪作为各地文明起源的起点，把社会分化的发展、权力的强化过程作为研究社会变化的重点，研究史前社会从文明因素量的积累即社会分工和分化、权贵阶层的出现，到质的变化——王权和国家的出现，进入文明社会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总结中国史前社会从文明起源，到古国文明的形成，再到以夏王朝的建立为标志进入王国文明阶段，最后，以秦王朝的建立为标志进入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的发展变化过程。
注重探讨导致文明发展变化过程的内因与外因。探源工程不仅探讨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而且还致力于探讨中华文明为何会经历这样的过程，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为何会形成以中原地区为核心、为引领的历史发展趋势。既要探讨“过程”，又要探讨“原因”“动力”。为达到此目的，我们与近20个大的自然科学学科联合攻关，对各个区域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环境背景、生业基础、珍贵资源的获取与掌控、各个区域之间的交流互鉴及其产生的作用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原因与动力等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中国考古材料，提出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
国际学术界曾依据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概括出文字、冶金术和城市为文明社会的标准，称之为“文明三要素”。如果依据这样的标准，中华文明只能从以殷墟为首都的商代晚期算起，只有3300年的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
探源工程通过对世界其他原生文明的研究可知，世界几大原生文明并非都符合这“三要素”，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没有冶金术，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未使用文字，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印章上的图案也未被认可为文字。由此可见，“三要素”并非绝对标准。我们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历史文献和古史传说为参考，有百年考古获得的极为丰富的考古材料，理应努力提出符合中国实际、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根据恩格斯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观点，探源研究提出进入文明社会标准：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三是出现王权和国家。
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农业发展，人口增加，形成区域中心并逐步发展为早期城市。制作玉器、绿松石器、精致陶器、漆器等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专业化，并为权贵阶层控制。出现了脱离劳动、专门管理社会事务的阶层，社会出现严重的贫富贵贱分化，形成了不同的阶级。出现了掌握军事指挥权与信仰祭祀权的王者，以及为王营建的都邑、王居住的宫殿、埋葬王和权贵阶层的高等级墓葬。出现彰显权贵阶层身份的礼器和礼制。战争和暴力成为社会常态，出现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和奴役的现象，贵族墓中出现人殉，或用人为宫殿奠基。形成由王控制的、血缘与地缘关系结合、依靠社会规范和暴力进行管理的区域政体——早期国家。
上述文明标准是从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等都邑性遗址的考古发现中提炼出来的。放眼世界，可以发现，它们也基本符合其他原生文明。不同的文明虽然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各有特色，但在出现王权和国家这一制度文明方面是共同的，只是各地彰显王权的方式和国家形态各不相同。在中国，彰显方式如精美的玉礼器、青铜礼器、规模巨大的土木宫殿、模仿地上建筑的墓葬等；在两河流域和古埃及，则用黄金、宝石、宏伟的石砌神庙、金字塔和大型墓室来表现。
探源工程二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指导我们从事研究的法宝，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须臾不可或缺的指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实际研究遇到的问题，就会得到科学的、经得起检验的认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这是对我们考古工作者的鼓舞与鞭策，我们将继续为此奋斗，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作者：王巍，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ladbrokes立博体育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