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dbrokes立博体育历史系创建于1925年，是河大设立较早的系科之一，迄今已走过85年的光辉历程。本人在河大历史系学习、工作，屈指算来也已度过了60个春秋。回顾往事，许多情景仍历历在目。现仅就几个方面，谈谈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大历史系的一些情况。
一、重视培养青年教师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系里的青年教师比较少。为了尽快提高青年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系里曾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系里给每一个青年教师都指定一位指导教师，以负责对该青年教师的全面培养工作。其次，作为助教，青年教师要在指导教师讲课时随堂听课，并做辅导工作。各门课程的辅导时间是由系里统一规定的，一般都是安排在下午或晚自习时进行。辅导形式基本上有两种：一是学生随时提问，随时解答；二是事先将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收集起来，经过准备后，再在辅导时间作集体解答。再次，规定青年教师在开始主讲某一课程之前，必须先进行试讲。具体做法是先在导师的指导下拟出教案，写出讲稿，然后在教研室全体教师的参加下，进行试讲、评议，待大家对试讲认可后，方能正式走上讲台，担任这一门课的主讲任务。而在正式开讲之时，指导教师和教研室同仁还要跟随听课，并在事后对讲授的情况进行全面评议，以期进一步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再次，组织青年教师学习史学理论。为了提高青年教师的政治思想和史学理论水平，除学校统一安排的政治学习外，系里还将青年教师组织起来，集体学习有关经典著作，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等。具体做法是先指定某一本书为学习内容，规定统一的学习进度，然后再在个人自学的基础上，定期进行集体讨论，交流学习心得。一般是每周讨论一次，时间是放在晚上。当时是刘尧庭副系主任负责这项工作。由于他能以身作则，和青年教师们一起学习、讨论，从而使当时的理论学习进行得有声有色。
通过以上各种措施，使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大历史系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致力编写新教材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旧的历史教材已不复适用，而用马列主义新观点写成的教材又十分短缺，因而系里所使用的各种教材，都是自己重新编写的。除了各门课程的讲义之外，还编写了一些参考资料，以供教学之需。其中在当时社会上最具影响力的，有以下两种。
一是《中国通史资料选辑》。该书分上下两册，计三十余万字。内容分为五编。第一编是“通论与方法论”，第二编是“中国原始公社制及古代种族分布的情况”，第三编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第四编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五编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外，在书的末尾还有附录七篇，“系批评目前坊间印行的中国史著作及有关讨论历史教学的文章”。该书编写的目的，“在于使读者对于当前马列主义新观点的中国史理论与研究方法，能概括而有系统地全面认识，所以广泛选择了当代革命领袖与新史学家的著作，分编、章、节、目，编列而成”（《新史学通讯》创刊号载“新书介绍”）。另一部是《世界现代史资料选辑》。该书也是分为上下两册，计三十余万言。内容共分三编。第一编是“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编是“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的发展”。全书所选录的资料丰富，而尤以第三编为重点。该书的编纂有两大特点，也是两大优点。正如该书在序言中所说：“因为目前出版界所发行的属于马列主义新观点的世界通史教科书，内容都仅叙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到现在这一段世界现代史部分，则付缺如，该书的出版，是填补了这个空白。其次，该书因系参考资料性质，所以编者广泛搜集了近代世界革命领袖、国际问题专家的著作，按篇、章、节、目编成系统，读者也不会感到零乱无章。它一方面保证了学术性与政治性，另一方面使读者也可按图索骥，参考方便。”（《新史学通讯》创刊号载“新书介绍”）正因如此，所以该书的出版发行，受到了读者的极大欢迎，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当时日本有人曾将《世界现代史资料选辑》译为日文，并冠以《世界现代史》的书名，在日本出版发行，署名“黄元起主编”。但实际上，黄元起先生并非该书的主编，其主要编辑者是李敬亭先生，只是因为黄先生当时是历史系主任，他为该书写了一篇“序言”，而原书中并未注明是何人所编写（这是当时的惯例，所编教材只注明编写单位，而不注明具体编写人员的姓名），所以当时日方就误以为是黄元起先生所主编的了。而这一“黄元起主编”的署名，在当时还曾引起一个小小的插曲。即当李敬亭先生看到此一署名后，感到大惑不解，心中颇为不快，以为自己出力，而他人出名。但事实是，当时不论是黄元起先生还是系里，对该书在日本的出版和主编的署名，事先都全然不知。只是当日方寄来一套日译本后，才得知此事。而当李敬亭先生了解事情的真相后，也就付之一笑。
三、创办《新史学通讯》（《史学月刊》）
《新史学通讯》创刊于1951年元月，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创办最早的两个史学刊物之一。至1957年元月，改名为《史学月刊》。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1950年5月，河大嵇文甫校长和历史系的黄元起、张邃青、朱芳圃三位教授发起成立中国史学会河南分会筹备会，并于5月25日正式成立了中国史学会河南分会。嵇文甫被推选为河南分会理事会主席，黄元起为副主席兼秘书长，河大历史系副教授何鹏毓、毛健予兼秘书。当时为了推进新中国成立后新史学研究与教学工作的发展，决定创办《新史学通讯》以为相互交流的刊物。后经半年的筹备工作，于1951年元月31日，《新史学通讯》创刊号正式出版发行。当时的刊名是由朱芳圃先生题写的。
在《新史学通讯》创办之初，办刊条件非常艰苦。当时的办刊经费十分短缺，每月仅由河南省教育厅补助小麦六百斤，以充作刊物的印刷之费。当时也没有专职编辑人员，所有一切工作，全部由ladbrokes立博体育历史系的教师们兼任。如1951年4月间设置的五位常务编辑，就是由河大历史系的五位教授张绍良（召集人）、方镇中、刘尧庭、毛健予、何鹏毓兼任的。而且他们和历史系其他所有参与《新史学通讯》工作的同志们一样，全都是义务工作性质，没有任何报酬。我本人在1955~1956年间，也曾义务兼任《新史学通讯》编辑部的秘书工作。郭沫若先生于1955年所题写的《新史学通讯》的刊名，就是由我以《新史学通讯》编辑部的名义给郭老写信，请求他题赠的。1957年元月，《新史学通讯》改名为《史学月刊》。
四、受教育部委托编写五种教学大纲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河大历史系在教学、科研等各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受到中央教育部的高度重视。于是，教育部便将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历史系科所使用的五种教学大纲，委托河大历史系编写。这五门教学大纲是：中国古代史教学大纲，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中国现代史教学大纲，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教学大纲，以及中国古代史专科使用的教学大纲。
在接受教育部下达的编写任务后，全系同志都特别重视。首先派出几位教师到北京去，听取教育部对编写教学大纲工作的指示和要求。记得当时去北京开会的有刘尧庭、张秉仁等四五位老师。随后系里便以教研室为单位，开始紧张的编写工作。后几易其稿，至1954年暑假前，各门教学大纲的初稿均已全部完成，印刷成册。1954年8月，河大历史系受教育部的委托，举办中南区各高等师范院校历史教学座谈会，对教学大纲进行深入讨论，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后经各教研室同志们的长期反复讨论、修订，至1956年4月中旬，五种教学大纲终于全部完成，并呈送教育部。
五、受教育部委托举办中南区高等师范院校历史教学座谈会
1954年8月，河大历史系受教育部的委托，曾举办中南区高等师范院校历史教学座谈会。座谈会的内容有两大部分，一是交流学术研究心得和教学经验，二是讨论、修改河大历史系受教育部委托编写的五种教学大纲。与会者除中南六省高等师范院校历史系的代表外，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万九河教授与薛虹先生，闻讯后也特地前来参加。大会的主会场设在小礼堂，各分会场设在其他一些房间里。当时系里指定我为大会记录。讨论会开得十分热烈、隆重。在开幕式上，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吴芝圃还特地作了长篇发言。会上，河大历史系向与会者介绍了自己在教学计划、教材编写、教学方法、教育实习以及教研室工作等方面的工作情况和经验，受到与会各兄弟院校代表的高度重视与赞扬。讨论会除举行几次大会发言外，更多的是各门课程的分组讨论，还专门设定时间讨论、修改河大历史系所编写的那五种教学大纲。会上各兄弟院校的代表对大纲的修订工作都十分热情、重视，积极参与。当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湖南师范学院（即原来的湖南大学）历史系的雷敢先生，他虽然当时年事已高，且天气炎热，但仍夜以继日，不辞辛劳，认真负责地主持一门教学大纲的讨论、修改工作。在各兄弟院校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下，中南区高等师范院校历史教学座谈会开得十分成功，胜利地完成了各项预定任务。
六、全系师生积极参加土改、五反运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正值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尤其是当时所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更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当时历史系全体师生与全校师生一起，都积极投身到这一伟大的历史运动之中。
1951年12月，全校停课学习土地改革文件，掌握土改的各项政策。随后，即分赴省内各地，参加到轰轰烈烈的土改复查运动之中。历史系的师生主要是被分配到新郑地区，一小部分到陕州地区。我是到陕州。同去的还有外语教研室和财经系的师生等。我们去陕州的领队是外语教研室主任张明旭教授。到达陕州后，河大师生便与其他各地的工作人员混合编制，分派各地，彼此便失去了联系。我被分配到灵宝县。开始是在灵宝县的朱阳镇。那里地处浅山区，新中国成立之初交通闭塞，夜间狼群出没。一天夜里，炊事员在后院养的一头大猪竟被狼叼走了。
春节期间，整个陕州地区的土改工作队员都集中到陕州进行整风，批判十分激烈。问题大者，有被开除土改工作队的，有被留队察看的。当时河大财经系的一位年轻女士，即被遣送回校。
春节过后，我又被调到灵宝县的白岭乡。不久，因土改工作点收缩，我又从那里被调往蒲阵沟乡。此地系深山区，林木茂密，豹子、野猪很多。有一次夜晚我们在村头开群众会，豹子就将我们身边卧着的一只狗给叼走了（据当地群众讲，豹子最喜欢吃狗和狼，所以狼群一般不敢进深山区）。蒲阵沟乡山高路险，居民稀少，工作分配是按山沟计算的。我当时管五条沟，最大的一条是唐沟，计长十华里，沟的尽头更是崇山峻岭，地势险恶，为豫、陕两省三县的交界处。五条沟的居民总共才三十来户，居住分散，或在山之巅，或处沟之底，往往一处只有一户、两户，能有五、六户人家，就算是大村落了。
当时土改复查工作的基本方法步骤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即到一地之后，首先深入下去，访贫问苦；然后选定“根子”，亦即“扎根”，作为最基本的依靠对象；再由根子去进行“串联”，扩大根基；再在此基础上，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土改复查工作。我在唐沟那里共“扎”了三个“根子”，两男一女。男的是牛小固和李有子，女的叫王当当，都是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当时我经常夜间到“点”上（即当地土改工作队总部，设在蒲阵沟村）去开会，牛小固还特地到深山老林里给我砍了一根鸡蛋粗细的、非常漂亮的山木棍，以为夜间走路时助步和防备豹子突袭之用。当土改复查工作结束返校时，我还特地将这根山木棍带了回来，并一直保存了几十年。至今我还保存有一张当时填错了的土地证，以为当年这场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的历史见证。
参加土改工作历时共三个多月，河大师生陆续返回了学校。我们到灵宝地区的回来得最晚，前后恰好一百天。
回到学校后，河大师生们立即又投入到开封市的“五反运动”中去。所谓“五反运动”，即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简称“五反运动”。我当时被分配到“牛羊屠业”，中心地区是开封市的清平南、北街。到1952年的6月，全校师生便都回校复课了。
通过参加“土改”和“五反”运动，在社会改革的实践锻炼中，师生们在政治思想上都有很大的提高。
七、毕业生工作分配创佳绩
由于河大历史系十分重视教学质量的提高，因而其毕业生的工作分配屡创佳绩。以河大历史系在新中国成立后招收的第一届本科毕业生为例。
1954年元月，河大历史系在新中国成立后招收的第一届本科生毕业了，共十七人。当时的毕业生，其工作是由中央统一分配的。但分配办法前后也有一些变化。新中国刚成立时，河大的毕业生（新中国成立前所招收的学生）都是先集中到北京，在那里由中央统一分配工作。随后，分配工作的办法进行了改进，即毕业生不再集中到北京去，而是集中到河大校外的一个处所，由中央派来的工作人员在开封进行分配。再后，分配办法又作了改变，即中央不再派人下来进行分配工作，而是只下达毕业生的工作分配方案，由学校根据中央的方案进行分配。1954年元月历史系在新中国成立后招收的第一届本科毕业生的工作分配办法，就是由中央下达分配方案，然后再由学校根据中央下达的工作分配方案去进行分配的。
记得当时中央下达的分配方案如下：兰州大学历史系一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一人，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二人，广西师范学院历史系一人，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一人，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一人，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一人，新乡师范学院历史系二人，留系工作二人，中山大学附中一人，武汉工农速成中学一人，武汉市教育局二人，洛阳市教育局一人。这样，在总共十七位毕业生中，被直接分配到国内各高等院校历史系任教的就有十二人。而分配到中学任教的五人，其工作单位也都是很好的。
对于当时本科毕业生能够取得这样良好的工作分配结果，系里的老师们都很高兴，认为这是中央有关部门对本系教学质量充分肯定的具体体现。
作者简介：魏千志，男，1930年3月生，河南滑县人，汉族。ladbrokes立博体育教授，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明清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历任ladbrokes立博体育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河南省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第一学术帶头人，ladbrokes立博体育教学督导员，政协开封市第六、七届委员会委员，市七届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开封市历史学会第四、五、六届理事会会长，河南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曾参与教育部组织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史》的编写（任下册主编）和1982年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师范院校《中国古代史教学大钢》的制订工作（为定稿人之一），被教育部聘请为部编高校文科教材《清史》（上册）一书的审稿人，并被国家教委聘请为“国家教委1995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的通讯评审专家。1995年被评为河南省优秀教师，后又被评为“三育人”河南省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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